第七部 台大醫學院
一、勝利週年紀念演奏會
民國三十五年（1946）九月三日、四日為了紀念勝利一週年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交響樂團開第五次演奏會。第一天，撐旗們演唱「國歌」、「爭取最後勝利」、「勝利進行曲」、「台灣進行曲」等。第二天，國歌仍然是不可或缺，因本錢不夠，又唱前次的「天地創造」、「哈哩路啞」另加一曲「聯合國歌」。撐旗唱唱之間，感覺到我國真是世界上四強之一，這國土之大是世界第一，人民四萬萬五千萬是世界無雙。覺得自己祖國實在是強大無比，確實打敗日本，終於得到最後勝利。
這次演奏會練習期間，撐旗回員林一趟。回來時發現合唱團指揮，換了一位韓國人金學根先生，他用混雜上海話和濃重的朝鮮腔的日語來指導合唱團。有一次，起唱時候大家因摸不清楚金先生的要求，唱得不好，他就用日語說︰「???????、ｄｅｄａｓｉｇａｗａｒｕｉ」意思是說起唱不好，可是他卻說成「???????、ｔｅｔａｓｉｋａｗａｒｕｉ」，就是把「???」的濁音變成「???」的清音。另外他很急性子，唱一點不對，立刻用指揮棒啪噠啪噠打樂譜台，打得好凶，並且連聲用上海話嚷道：「轉來！轉來！」
接下來就要準備十月二十五、六日的慶祝台灣省光復週年紀念的演奏會。起先以為是業餘的合唱團，結果好像是變成職業性的。車馬費本來一個月三百塊，一下子變成六百塊。另外又到台灣廣播電台唱，一個月又一百三十五塊。合起來就七百三十五塊，比蔡家搭伙一個月七百塊還多呢。
可是撐旗住蔡家的情形越來越尷尬，自八月初那一天晚上，跟柯君鬧起意見之後，亂子便接連而來。他有一個親戚，常常由台南背著一大包「南方襯衫」來台北賣，每次都是早晨四、五點的時候到蔡家來，撐旗跟柯君兩個人已經夠擁擠的一張床，又多一個人來擠，八月炎熱的閣樓，怎麼能夠再容得下，可是柯君從不跟撐旗說聲「不好意思」之類的客氣話。
人一旦感覺到跟另一個人不能有相同的意見後，甚麼事都覺得不順眼。桌子上一本書不排好，就覺得對方故意刁難。對方唱歌也會覺得很難聽，連蔡家大小「睿富長、睿富短」的話也就聽得很不是滋味。
九月十日，蔡家阿嬌，終於名花有主，對方是一位屏東的警察，姓邱。撐旗與富子特地跑到圓山動物園去找蓮蕉及芋頭，為她的訂婚做準備。一切都很順利，原來，圓山動物園的園長，是同學陳臣欽的爸爸。阿嬌與邱先生於九月二十一日結婚，婚後也繼續住在蔡家。
二、台大醫學院第一年級
民國三十五年（1946）十月一日，台大醫學院一年級開學。在經過這兩個月的暑假，大家都瘦了。雖然說是醫學院一年級，但是上課地點還是在台大校本部，和先修班一樣，也沒有跟醫學有關的科目。只是比先修班增加些科目，例如解析幾何、微積分、拉丁文等。
撐旗因自九月十日起，加入台灣廣播電台XUPA的合唱團，現在學校又開學，連同很忙的交響樂團合唱團的練習，這一下就使撐旗忙得團團轉，這樣忙最大的好處是有收入。但是這一年多來，自從戰爭結束到現在，物價已經漲得數十倍。兩年半前撐旗剛考入台北醫專，來台北住蔡家一個月是三十六圓，光復後民國三十五年（1946）先修班開學時，一個月是四百塊，到五月是五百塊，六月是七百，九月是八百，到十一月已經是八百五十塊了。
這時，學校的政策聽說又有改變，擬改醫學院為六年制。撐旗再被同學推為代表，到醫學院去找杜院長及董教授，幾經交涉最後才暫時不實施改制。此時撐旗又後悔，當初沒有回去讀臨時醫專。當撐旗問到：「我們這二十六人，從醫專二年級去唸先修班的，明年就要跳過二年級，直接去讀三年級哦，院長不會忘記吧！」
這時杜院長才說：「其實，這還要得到南京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准許才可。」
聽他這一說，撐旗頓時覺得全身涼了半截。到底自己讀醫的將來，還要有多少變數？到底要讀到何年何日？另外還有一個問題，就是應該要在二年級時做的解剖學的實習，撐旗這班二十六人如果要跳過二年級，勢將無法做解剖學的實習，無實習當然不能通過這種必修的解剖學。如此則怎麼能跳過二年級？因此就要想出一個特別的辦法來解決，最後想到利用明年寒假做集中式的解剖學實習。
十月十日，這是光復後第二次的雙十節。這天下大雨，好多屋外節目都被迫臨時取消。像前一年，勝利週年時，由飛機散佈慶祝傳單的節目，這次就不能如法炮製了。所幸撐旗們在中山堂的演奏會是在屋內，當然就照常舉行，這時合唱團的指揮臨時由金先生改由馬先生。團員一時不能適應新來的指揮，紛紛要求換回本來的金先生，可是金先生不好意思，最後男低音部有六個人，臨陣脫逃不肯上台演唱，引起蔡團長激怒。結果第二天，這六個人全部被炒魷魚。
十月二十五、二十六日，台灣省光復週年紀念演奏會又在中山堂舉行，當然唱的都是「領袖歌」、「愛國歌」一類的歌，與全省六百五十萬同胞一起慶祝光復。
十一月三日，禮拜天，是日本的明治節。撐旗們當然不會再來慶祝這種節日，只是合唱團團員已經相處幾個月，大家提議來一個草山（今陽明山）的郊遊。男女團員一起走草山，也跟金先生一起邊走邊談，真是快樂極了。雖然天氣不算很好，可是天高秋涼的草山又是另一番風趣。
這天晚上，柯君姐夫又來，他最近是每星期天就來，到禮拜三才走。撐旗很討厭香煙，而偏偏他又是老菸槍，真使撐旗越來越難跟柯君相處。最後實在忍無可忍，撐旗只好跟柯君攤牌。
撐旗向柯君說：「你知道，我們合不來，互相難忍。不如我們倆分開，各過各的生活怎麼樣？」
他答道︰「誰願意跟你一起住？」
撐旗說︰「那麼我們只有一方要搬出去，是你還是我？」
他很直率地表示︰「我是絕對不搬！」
撐旗答道︰「因為我們還要留一個同學的友誼，那我搬出去好了。」
他就說︰「是你自己決定的啊！」
撐旗真不甘心，想想自己到台北以來，一直是跟蔡家一起患難，同甘共苦兩年多，罔市歐巴桑、阿嬌姐、招治妹、蔡火土老闆，還有後來又養的「阿村仔」，都已經是一家人。如果當初，自己不是同情柯君的遭遇，請罔市歐巴桑讓柯君住進來，就不會有今天，可是現在已經悔不當初了。
聽說撐旗要搬家，有些同學說︰「這就是乞丐趕廟公嗎！」
撐旗又氣又覺得可笑。罔市歐巴桑，早就感覺到會有這種結果，又因為同是她的房客，她也不便偏袒那一方。所以撐旗就決定，十二月一日搬到佐久間町（今牯嶺街）樂興樓，跟員林來的兩位台中一中後輩一起住，這次是自己燒飯燒菜了，一斤白米十五塊九，木炭一斤一塊八。四天後白米價漲到一斤十七塊二，十九日白米一斤十八塊四。
民國三十六年（1947）一月七日，白米一斤十八塊八，一月十六日十九塊，到了一月三十日已經漲到一斤白米二十五塊七。
三、解剖學實習
民國三十六年（1947）二月三日，解剖學實習問題終於定案。六日，醫學院一年級第一學期結束，接著解剖學實習從七日開始。
指導教授是留用日本人老師金關先生，他是琉球人。除了是解剖學的權威之外，他對人類學、民族學也稱得上都是當時的第一人。據說他把他父親的遺骨做成標本，奉祀在自己家內。
解剖一組五人，因班上同學是二十六人，最後一組為六人。一個人分頭部，另四個人是分左右上下，各分為四肢。供解剖實習的五體屍體中，有四體是男性。
因為屍體不能保持很久，預定每一個禮拜換一批，為使每個人都有解剖「全體」的機會，預計全程三週，直到二月二十八日結束。這又是日本式的「決戰態勢」，禮拜天也不休息的，因此屍體一共是要十五體。
各人準備解剖刀兩支到三支，以便在刀鈍後更換。因為屍體是用福馬林防腐的，所以味道很深。但是金關教授啣在嘴邊一直未放過的雪茄菸，其味道遠強於福馬林，所以撐旗常誤認雪茄菸的味道為屍臭。
撐旗們整天在解剖學實習室實習，可是帶來的便當又不願意在這裡吃。於是有些同學就在屋簷吃便當。
聽到有些人在那裡歎氣說︰「怎麼這種味道？」
有人說︰「米價、菜價天天漲。搭伙的歐巴桑抱怨我，舊曆過年時不回家，連這寒假也不回去，偏偏米又很難買。」
有人又說︰「聽說在萬華有人搶米。」
儘管有人喊肚子吃不飽，可是實習照常進行。撐旗分到頭部，就依照從日本人擺的地攤買來的「解剖實習指南」第一天、第二天的進度進行。到第三天，依「指南」從第三頸椎切斷，因光線不足，撐旗就捧到窗邊去繼續做解剖。
這時，金關教授看到有一體屍體沒有頭，他很驚訝地問問同學︰「這一體怎麼沒有頭？」
同學就告訴金關教授，並且用手指著在窗邊的撐旗。金關教授走到撐旗這邊來，他說︰「你是怎麼搞的？為何把頭切斷？」
撐旗也驚訝怎麼教授會問這個？緊張的說︰「我是不是弄錯了？」並且拿著「指南」指出第三天的進度，是應該是這樣做。
金關教授翻了翻指南說︰「嗯，誠然，是這樣寫著。這是東京女子醫專的作法，我就不贊成這麼做。你還是把它捧回原來的屍體處作業吧。」
實習一天一天進行，同學們逐漸有多人喊肚子餓，因為大家的便當變得越來越輕小。外面也有越來越多搶米的傳說。
四、二二八
撐旗租賃的佐久間町二丁目二十八番地，因為寒假，現在只有撐旗一個人住，米還夠吃。每天做完解剖學實習回來時，全身有一種臭味浸透在實習的白衣裏。可是因為只有自己一個人住，也不怕會惹人討厭。
但是別的同學就不那麼幸運，當他們回到搭伙的家時，家人就投以好像見到死神般的討厭表情，吃飯時也顯得不太願意一起吃，並且常有意無意地提到「米很貴哦！」使得很多同學，越來越想快一點結束這個實習。
撐旗接到彩美妹的信，地址寫著「佐久間町二-二八」。她催促撐旗快一點回家。撐旗在台北的生活費，現在大部分都靠彩美妹的薪水。但是最近的物價實在漲得離譜，妹妹所領的國小老師薪水，已完全沒有辦法負擔撐旗的台北生活費。所以妹妹催撐旗快一點回員林，可減輕這個重擔。
可是撐旗在二月十一、十二、十三日，共三天，必須參加在中山堂的演奏會；不但如此，二月二十四、二十五日還有籌募介壽館基金的演奏會。一時難以決定回家的日期。
二月十三日，白米已漲到三十六塊一斤的高價，很多米商惜售手上現有的米。因此，有人用搶的米維生的傳聞甚囂塵上。同學們要求趕快結束實習的聲音也越來越多，最後金關教授也同意縮短三或四天，到二十四日就結束。成績也統統給與過關，同學們就此很快地回故鄉去。
大家很感激這位金關教授，為了這班二十六個同學來犧牲他自己的寒假，而且為了這班同學設想更縮短實習時間。同時也很感謝解剖學教室同仁給這班同學各種方便，更感激提供遺體供這班同學實習的這十五位人士。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因提早三、四天結束的結果，也因為早一點回故鄉的關係，竟能使這班同學避免後來所發生的災難。
撐旗因為合唱團在二十五日還有演唱會，跟團員演唱完「美麗的河灘」、「同唱中華」之後，二十六日才回員林。而每次回家都找林大振、黃清笛、江廷贊等來聊天。
二月二十八日，大家已經知道台北發生問題。可是不知道情況有多嚴重？
員林鎮，齒科醫生林朝業，是前副鎮長。林大振跟他很熟，撐旗牙齒有問題時也都是請教他。維持地方的秩序和安全當然他是有責任。過了一兩天，無線電已經都是播唱日本軍歌，論調也一面倒，罵「阿山」，報導台灣各地如何接收各級政府。撐旗很擔心，擔心這種無政府狀態，誰來維持地方的秩序和治安。所以跟林大振一起去找林前副鎮長。
前副鎮長更是心痛，他說很多青年逼他從縣長（彰化縣縣長）那裡接收武器，可是他不能這樣做。他說︰「我跟縣長一年多以來，互相照顧，沒有怨恨，是好朋友，叫我怎麼能這樣做？」
結果有一批青年，被一些人煽動，去區公所把所有武器統統給搬出來。他們編好隊伍，唱著日本軍歌「日本陸軍」，向水源地「青年道場」行軍去。
五、青年道場
日治時代，為達成「八宏一宇」（本來是四海一家的意思，但在第二次大戰時，日本軍閥用做征服世界的口號）大理想，在各地興建很多種道場。在員林水源地的青年道場，就是其中之一，所以在此有現成的團體生活的設備。
這批青年由區公所接收武器之後，就開始在道場後方的山坡，做射擊訓練。這批青年多半都在日據時代當過兵，因此有人在腰際佩掛日本的軍刀，也有人更穿起帶有馬刺的馬鞋。他們高喊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。」要大家捐獻。可是大家關起門來，在家中觀望。雖然表面上好像局勢已經被控制，可是事情似乎不會就此結束。
所幸員林這個地方比較安靜，撐旗與林君每天去找林前副鎮長，商討今後的問題。但是青年道場那裡，經常傳來槍聲，因為他們每天用實彈做射擊訓練。而且，越來越想一展身手，於是就有人提議攻佔位於溪洲的軍營，以徹底消滅陳儀的勢力。
三月六日，這隊威風凜凜青年自衛隊，向溪洲出發。他們認為不過是對付「土匪兵」，只要這自衛隊一去，鎧袖一觸，「土匪兵」立刻會投降吧！但是當前鋒看到陳儀部隊兵營前面，一排又一排的機關槍陣列時，不禁全身冒出冷汗，再也不敢前進，最後只好無「攻」而返。他們回到員林時，還高唱日本軍歌，宣傳他們如何勇敢地攻打「土匪兵」。
魏金瑄是台南高工的學生，撐旗的後學。他父親是郵局的局長，很多消息都靠他轉來。消息顯示，台灣各地已陸續成立自治的政府，各地的治安秩序逐漸恢復。可是撐旗開始擔心自己的學業，今後到底要變成怎麼樣？好不容易又看到的杏花林，還比以前的更美麗。可是現在呢？又好像快要不見啊！
三月九日，魏君很憂慮地表示︰「據郵局方面來的消息，南京政府派來的軍隊已經在基隆登陸。可是一登陸，就開始亂抓、亂殺。」聽到他的報告，頓時大家面色凝重，久久無言。
撐旗與林君又找林前副鎮長，大家商量結果，認為撐旗與林君，最適合去勸勸這批青年趕快結束接管武器的行動。要不然，將來一定有麻煩。撐旗與林君當然不能推辭，兩人在鎮上，可說是領導青年學生最有能力的人。
林君是台南高工的學生，撐旗是台大，一南一北，是台灣僅有的南北兩大學府的學生。其餘的青年學生，應該都會同意這兩個人的意見。兩個人利用鎮公所的車來到這青年道場，門外的衛兵，輕易的就讓兩人進入。進去事務所後，撐旗告訴來意，要找游隊長。
這游隊長長得英俊蕭灑，過去當過日本陸軍志願兵，是撐旗公學校時的同班同學。曾經讀過彰化商專，他腰際佩帶日本刀，顯得威風凜凜。他另外又帶一個副官來，副官姓鄭，也是撐旗公學校同學。既然四個人都是公學校同班同學，這就好商量了。
撐旗先說︰「這些天，你們真辛苦了。可是，喂！猴子，你知道嗎？陳儀的兵已經從基隆登陸，這一兩天內可能會攻擊到員林來。我想你們最好把武器交給我跟大振，我們跟林朝業會妥善處理。你看怎麼樣？」這位游隊長從小就被叫做「猴子」。
撐旗還以為他們會答應，可是事情並不那麼容易。第一，他們的情報只靠聽廣播，雖然他們已經聽出情勢已被陳儀控制，但是從未聽到基隆、台北方面亂抓、亂殺的事。因為此時，陳的電台不會報導亂抓、亂殺的情形，只有電信局那裡才有這種情報。第二，未戰先降，太失面子。第三，是這游隊長的看法。他相當樂觀的表示︰「跟土匪打戰，沒有甚麼了不起的。我這裡有這麼多武器彈藥，糧食一個月兩個月並不成問題。」
可是撐旗知道，其他的人並不都是那麼想。撐旗說︰「你還是要考慮到你下面的人啊！」
林君也說︰「是啊！你也應該問問其他人的意見嘛！」
於是游隊長決定到後方的山坡地，正在打靶的副隊長那邊去。這一去一個多小時，撐旗與林君等到傍晚，才看到他們四五個人回來。他們說︰「我們決定跟土匪做殊死戰，我們絕對不會輸，我們可以死守在中央山脈中。萬一失敗，我們決定玉碎！」
撐旗一聽驚訝地表示︰「誰跟你說這麼嚴重，其實你們跟土匪也沒有甚麼應該打戰的。你們把武器放回原來的地方，然後裝著沒事似地回家就行了嘛！」
他們表示︰「一旦把武器繳回，以後就任人家的宰割，我可不那麼傻瓜。」
有些人表示︰「誰來這裡，大家都知道，反正逃不掉了。我絕不把武器繳還！」眾人越講越嚴重。
最後撐旗說︰「本來我想來替你們把武器歸還，但是如果你們還怕將來有麻煩，今天晚上你們自己拿到區公所去繳還好了。」就這樣子，撐旗與林君都回員林去。
三月十日，撐旗到林朝業的齒科醫院去。林大振已在那裡，他說︰「真拿那隻猴子沒有辦法，昨晚連一支槍也沒有繳回來。」撐旗跟大振相約下午還要去青年道場，再次勸勸猴子繳返武器。
近中午時，突然拉起空襲警報。這種警報，已經一年半以上未曾聽到了。「不要開玩笑好不好？」撐旗想。只聽這時路上有自衛隊大聲嚷道︰「不是空襲啊，是敵軍來囉！」這真是天大的事。撐旗一驚之下三步併做兩步跑，急急飛奔回家。要家人緊閉店門，躲在硫安肥料袋中間。
撐旗緊張極了，連自己的心臟「噗通、噗通」的聲音也聽得到，就怕這一剎那敵軍已來到門外。這時忽然響起「碰」、「碰」、「碰」的槍聲四，五聲，更使撐旗緊張到了極點，但是四下立時歸於靜寂。
不久拉起解除警報，撐旗向外探看，四周俏悄然，路上無一人。等到有一自衛隊隊員經過，撐旗向他問個究竟。才知道竟然是個誤會，槍聲也是自衛隊隊員太過緊張，誤觸扳機，並且不僅是一個人，而是三、四個人都一起誤觸扳機，簡直是天大的笑話。總之，這些人還真怕死啊！
儘管這隊自衛隊，實在並不那麼勇敢，可是下午，撐旗到青年道場，去勸他們繳還武器時，他們還是堅持要戰鬥到底，準備玉碎。
撐旗看看實在勸不動，便說︰「我不會再來了。你們要還不要還，看你們囉！」撐旗跟大振就此也不再去青年道場。
後來這隊，逐漸有人擅自脫隊，很快就只剩下幾個人而已。最後主謀者也覺得實在危險了，就把武器留在道場，一溜煙跑個不知去向。
三月十五日以後，報紙天天催促學生要回校上課。可是大家都在觀望，不敢貿然到學校。怕萬一是陷阱怎麼辦？況且聽說已經有很多學生被殺，搞不好一上學，就被抓去。但是後來，情形似乎沒有再繼續惡化的樣子。
到三月二十四日，撐旗又北上了。火車實在很擠，撐旗最後是攀登在機關車。下午六點到達台北，台北的秩序還好，可是到夜裡，靜靜無聲，好像是一座死城。外面戒嚴，一切交通都停下來。人也不能外出，十分可怕。
三月二十五日，早上到學校，一切顯得平靜。但同學都怕事，下課後大家很快就回家。撐旗連找三、四個同學以及員林的同鄉，都沒能找到。晚上誰都不能外出。翌日又上學，但是老師都沒有來。回租屋時，順便拜訪胡瑞南君，結果沒有找到他，可是在附近卻碰到哨兵，看到他們拿著刺刀槍真不是滋味。
在這次的暴動中，學校方面最大的損失就是先修班主任林茂生的被捕，而他自此一去不返，下落不明。
撐旗身邊還有一位罹難者，是台中一中的同學林麗鏘君，他是台大工學院的學生。據說他跟親戚做砂糖的生意，當時剛好親戚託他收一批款項。他回到他租房不遠之處時，運氣不好，碰到土匪兵。他被搜身時，被搜到一大疊錢鈔。因這土匪兵拿到錢就不能留他活口，就這樣在路口被槍殺死亡。
六、公費生
當撐旗正在觀望仍滯留員林時，學校公佈公費生的申請辦法。張宏源班長跟幾個同學商量，認為撐旗這班同學，當時沒有去考高等學校或大學預科，就是因為家境不允許讀大學的。所以應該全部算是家境清寒，合乎申請公費補助標準。
但是像翁廷肇、洪振仁、黃錫堂、林進新等同學，他們的父親都是醫師，家境富裕，因此請他們退讓一下。結果申請一提出後，立刻全數過關。撐旗就能夠每月從政府領到三十斤白米及一千五百塊現金。這一來，撐旗在台北的生活，一下子輕鬆多了，更何況，還有交響樂團一個月七百塊的收入。所以外面一斤六十塊（四月十七日），四十九塊（五月二十一日），四十塊（六月二十八日）的白米，對撐旗幾乎沒有多大影響了。
七、第十次交響樂團演奏會
四月十一日，撐旗到西本願寺練習合唱。這是二二八事件以來第一次的練習，大家見面覺得格外親切。五月十、十一日兩天，交響樂團又在中山堂舉行第十次交響樂團演奏會。
撐旗最近是由螢橋站利用新店線小火車，到水道町站來往上學。
在學校有德文的新老師，他姓關，還有一個德國女老師，可是要聽懂這位女老師的話實在不容易。另外在合唱團也有一個德國人，尼哥羅夫。撐旗找機會跟他用德語講一講，讓他覺得很驚訝，因為他沒有想到在台灣會有人跟他講德文。
民國三十六年（1947）五月十六日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，改制為台灣省政府。至此台灣才脫離陳儀的獨裁政治。五月二十日戒嚴終於解除，可是川端橋頭還繼續有哨兵站崗。
八、暑假
想想真是感慨萬千。民國三十三年（1944）四月一日，在日治時代，考入台北帝大醫專，修業年限本來是四年。但是因戰爭需要，縮短為三年半。入學後，日本國家命運危在旦夕時，又宣布縮短為三年。在民國三十四年（1945）三月二十日，學校停課，全校學生被召集成為學徒兵，準備與即將登陸侵台的美軍，做最後的殊死戰。八月一日，撐旗一個人與其他日本人同學，竟被徵召入營變成二等兵。
民國三十四年（1945）八月十五日，日本投降。撐旗又能回到醫專來，但是因政策之故，醫專廢校，撐旗被迫到先修班。雖然後來學校又開設臨時醫專，但只有一部分同學回去讀臨時醫專，剩餘的二十六個同學，如今已完成台大醫學院一年級的課程。
當時要廢除台北醫專時，杜院長說，這一班在醫專修過的一年級課程，即解剖學、生理學、生化學都可以被承認。因此不必修醫學院第二年級，也就是可以跳一年到三年級去唸，但是這只是杜院長個人的一廂情願而已。現在他已卸任院長職務，他說他實在無能為力了，要撐旗們自己跟現任的嚴智鍾院長(民國三十六年四月起)交涉看看。嚴院長感到實在麻煩，顯然很不願意接辦這種「燙手山芋」，這樣一來最倒霉的當然是撐旗們這一班二十六個人。
七月十日，禮拜四，在校本部集合的同學等到九點多還沒看到班長張宏源出現。撐旗猜想，他一定是在醫學院跟嚴院長交涉跳級的事。撐旗借一輛腳踏車，趕快到醫學院，幫助張君跟嚴院長交涉。結果，嚴院長勉強同意跳一年，但是他說，他沒有把握辦好這件事。將來你們還要自己跟教育部交涉，他不能負責！
問到教育部在那裡？他說是在南京。嗚呼！在天的那一方。在內戰中的南京，要撐旗們自己設法去交涉，真是談何容易。
撐旗自歎要當一個醫生，怎麼是這樣撲朔迷離，明明看到在那裡的杏花林，忽隱忽現，又越行越遠。到底何年何日才會走到呢？何況還有一種威脅在後面虎視耽耽，就是醫學院的修業年限要改六年的事。這事撐旗曾跟杜院長交涉過，請他延後實施，萬一撐旗們跳級不成又改六年制，可不是哭喪臉又被蜜蜂叮了不是？
民國三十六年（1947）七月十二日，禮拜六，天氣晴，氣溫三十度（室內）。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一年級結束。大家擬定，下禮拜一開一次同學會。因為從下一年度，這一班即將離開台灣大學校本部，回到兩年前離開的醫專，現在已變成醫學院的母校。
七月十四日的同學會，在愁雲密佈中草草收場。可是晚上到西本願寺去練習合唱時，林秋錦指揮卻希望撐旗在暑假期間不要回家。因為撐旗已經是合唱團內的老資格，而且她認為撐旗是乖乖牌，比柯君好商量。尤其不久之前，她一時指正柯君時，竟遭到柯君的無禮取鬧，這時她氣得直指柯君說︰「將來你可能很有成功的日子，可是我不願看到有像你這種人在這個合唱團裡。」因此她顯然不希望再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。但是撐旗又不能整個暑假為了合唱團，而不回那甜蜜的故鄉。
十五日，撐旗要回員林，所以到蔡家辭行，此時才發現蔡老闆病得很重。因此十六日撐旗特地借了一部呼吸器，拿到蔡家給蔡老闆用，然後才回員林。可是到七月二十日，蔡老闆就過世了。
九、台大醫學院第三年級
民國三十六年（1947）十月一日，回到了離開快兩年的醫學院，要註冊時，又被告知撐旗這一班要註冊第二年級而不是第三年級，真是氣死人。撐旗又不得不到註冊組主任那邊交涉，才又核准註冊第三年級。
到十月四日，撐旗跟陳雲梯同學到醫學院學生宿舍，找謝獻臣學長，得到他的同意，可以搬進宿舍來。翌日撐旗與江廷贊雇車搬家到宿舍，費用是五百塊。
十月六日，台大醫學院第三學年開課。是颱風天，好像暗示前途是多難又坎坷。十月十日又有演奏會，二十四、二十五日也有演奏會。
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好不容易跳到三年級，修業年限六年的事還是又發生。這時，撐旗又被班上同學推為「要求五年畢業委員」之一。撐旗們跳進的三年級這一班，在一、二年級時是五十個同學。可是因為撐旗們跳進來，變成七十六個人。現在這一班有撐旗們醫專來的二十六個人，高等學校來的，台大預科來的，日本本土回來的，滿洲與朝鮮來的，也有一些從大陸來的，真是各種各樣的同學湊合在一起。本來有些人認為撐旗們，跳一年來到跟他們一起上課，好像撿了便宜，而內心不甚滿意。可是六年制問題變成共同的奮鬥目標，使得全班團結在一起。
其實這個醫學院修業年限，從五年改為六年，是時而有所聞的。可是這種改革應該是從某一年度的招生時，宣佈開始為最適當的。怎麼在年度的中間，忽然提出來，隨便要從某一年級開始實施，真是不可思議。
十、醫學院學生宿舍
日本「降伏」，台灣「光復」，而台灣人得到「幸福」。這降伏、光復、幸福，用日本話唸都是完全一樣唸法，都是「K? Hu Ku」。台灣光復後，台灣人學生得到幸福，而把降伏的日本人學生趕出校外，然而，卻由陳儀強制留用的日本人教授，繼續授課。
當然日本人師生都於心不甘，因此有日本人學生要放火燒醫學院的傳說，所以台灣人學生發起護校之議，謝獻臣學長更提議值班護校。這種愛校的精神確實難能可貴，遂得到杜院長的讚許。然而輪流值班，不如乾脆長期住校更能方便又確實，於是便成立了醫學院學生宿舍。
撐旗住進來時「本館」已經住滿了。遂跟學校交涉，又得到允許使用「西館」，當時大約有四、五十人住在這宿舍。後來一直擴張，變成一百八十個學生住進。最後，女生也住進來。連校本部、法商學院的學生也都住進來。學生宿舍，本來只是一棟「本館」而已，然後撐旗住進「西館」，後來才有「南館」，又有「東館」。
這時候法醫學教室還沒有修理，所以都還是空空的。有一天來了一群穿藍色長衫的女學生，都是流亡學生，並不是醫學院的同學。他們要求住進學生宿舍未果之後，就說︰「你們都推諉沒有房間，可是那邊法醫學教室空著沒有人用，我們可以不可以住那裡？」撐旗當然沒有權說可否。但是後來她們直接找傅斯年校長要求，傅校長不知詳情，就一下子答應，這群女學生也大大方方搬進去住。等到法醫學教授蕭道應知道時，已經為時已晚了。當然，這群藍色長衫的女學生都是自認忠貞的，而且既有傅校長答應，自然有恃無恐，絕對不肯搬遷。蕭教授聽她們說校長有答應時，本來還不相信。可是後來他直接到校長處理論時，校長才知道已經無法補救。
據說蕭教授跟傅校長攤牌說︰「到底是女學生重要還是法醫學重要？」
傅校長說︰「已經答應了，現在難收回。」就這樣，蕭教授一氣之下，提出辭呈。
十月五日撐旗住進宿舍時，宿舍費是三千四百塊。買一個竹床是七百塊，一個竹椅三百五十塊。撐旗想起民國三十三年（1944）初次來台北，住蔡家一個月三十六塊，相比這已經是一百倍了。
記得戰時，日本人說在支那（中國）要買東西時，要擔一捆一捆的鈔票去買東西，回來時因為買到的東西只有一點一點，就很輕鬆而不用去擔，引起大家哄堂大笑。那時候，台灣人學生都認為，這是日本人惡意捏造的謠言。可是現在已經深深體會到，祖國真是有這麼一套。
但是要驚歎的事還多呢。這祖國還相當可愛，它還會自動把公費漲價。九月份一千五百塊，到十月就變成二千五百塊了。而且到十二月又補發一千塊，變成一個月三千五百塊。這樣子還不要急著慶幸，因為物價還是比公費高明多呢。因為過了年，物價是不等公費，一直漲，宿舍費到民國三十七年（1948）五月，變成七千七百塊一個月了。
學生宿舍越來越熱鬧。撐旗與江君之外，同班的陳雲梯君及江君同班的陳金鐘君都同住一區。因為這是一間大廳，大家分成四區來住。因此大家講話唱歌，都要自我節制，要不然就會妨害別的舍友。後來撐旗當宿舍總務（就是舍長，只是大家客氣不叫舍長而已）時，訓導所張副主任要求撐旗約束舍生不要打麻將。
因此撐旗一時被夾在愛打麻將的同學與被騷擾的同學中間，進退兩難。最後還是儘量勸導不要打麻將，而鬧得互相都很不愉快。後來因有一天他們在打麻將時，其中一位鄭同學竟喀了大量的血，撐旗還星夜背他到醫院去急救。而這件事發生後才使大家覺悟，而慢慢有了改善。
十一、南館
學生宿舍的「南館」是一列整排的白色平房。因很久沒有用過，有霉味。與「本館」及「西館」都有木造的走廊連接著。這三個館都是把床面提高五、六尺高而建築的。撐旗因為以前未曾來過，所以就隨便走走看，可是這一走卻走出一個美好的童年故事出來。
起初撐旗想先找同學黃錫堂和許澤清，要看看他們的房間。出來後走到彎道的地方時，竟感覺到這個地方好熟，似乎真的曾經來過。這才慢慢想起來。
原來時間是昭和十二年（民國二十六年，1937），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撐旗曾與另外三個學童，由三位校長率領一行七個人，來過這裡。這個房間，這個走廊，這個彎道。
對了！那時，是代表員林郡管轄的公學校以及小學校，來慰問皇軍的傷病兵，他們走過一間間病房，慰問因「日支事變」受傷的官兵。那時候與員林國小、社頭公學校及員林公學校三位校長，乘坐小包車來台北，因為年紀小，只是公學校六年級的學童，因此不知道是這裡。只記得後來到「榮町」（今衡陽路）吃「親子丼」，離那處陸軍病院很近。現在站在此地，才想起那一段往事。同時也想起那位員林國小的代表雨宮君，他很乖巧，晚上住在攝津館（今重慶南路口），臨睡覺前，他先跪好向東京皇宮方向，做「平伏」敬禮，然後再回向員林父母住處方向，做同樣敬禮並說︰「父親，母親，晚安！」這時在旁邊的撐旗也不得不仿效他一起敬禮。他這舉動很自然，不像是出發前臨時惡補才來做的「秀」。其實，要「秀」給撐旗一個人看？何必呢。對這件事，撐旗真是印象強烈。
這個陸軍病院，本來就在此，撐旗入學台北醫專時，已經在此唸過快兩年的書。為何不曾發覺呢？原來，因為軍事保密的關係，這一區是用木牆圍著，完全隔絕不能窺伺所以撐旗從來沒有機會進去。
撐旗搬進宿舍後才二十幾天，江君發覺他的肺部有毛病。完了！肺結核真可怕，沒有特效藥，因此他就住進醫院去。撐旗很怕自己也感染，因為自己已經跟江君及清笛君早晚相處一年，跟他們燒飯煮菜一起生活。理論上一定已經被感染過，會不會發病只有天曉得。而這種病已經奪走撐旗父親，也奪走江君母親的命。撐旗實在很憂慮。
十二、國語課
回到醫學院課業又忙起來，每天八個小時，禮拜六才有半天假，但禮拜天有休息，比戰時還好。
所上的課是︰生理學與實習、藥理學與實習、細菌學與實習、病理學與實習等，可是這班的「國語」實在不高明，所以還有「國語」的課程，但是二二八事件之後，實在很難再燃起光復當時的「祖國熱」。因此一到國語課時，幾乎沒有人上，害得老師臉上無光，老師最後想出絕招，他知道這班現在在那裡上課，就預先到該講堂出口等，等這堂課下課時，他用一百米十秒鐘以內的速度衝上講台，他說︰「各位同學，下一課是我的國語課，請不要離席！」像這樣的哀求，誰能不同情？可是同學們真是鐵石心腸，又一個個溜出去，撐旗實在不好意思溜，所以每次幾乎變成只有撐旗與班長兩個人上課的局面。
最後這位老師到訓導處訴苦，因此訓導處來叫撐旗商量，處長張泉和說︰「你最好跟同學說些好話，要他們多一點人出席。」
撐旗只好推諉說︰「我會給班長說說」之後，情況顯然沒有改善。
其他各專門科，還是用日語上課，術語幾乎都是用德文，沒有用英文，像病理學葉曙教授，有一天心血來潮，先用國語授課，講了一個小時後，他問問同學們如何？大家還是說︰「你掃帚，我畚斗。」（台語，你說的我完全不懂），結果只好又恢復原狀。
因為課業很忙，加上江君的病，撐旗最後決定辭去合唱團的工作，在十一月二十六、二十七日兩天的第十五次演奏會唱完之後就跟他們握手話別了。
因為學生永遠是經濟上弱勢團體，所以要看電影也要摸摸腰包，學生自治會就想出一個主意，利用學校大禮堂放廉價「名片」電影，收費三十塊到五十塊，是電影院票價一百塊到一百二十塊的三分之一，因為在學校內，而且便宜，所以也看了好多場，也常常約富子一起去欣賞。但是法商學院那邊就不同了，黃清笛是法商學院的學生，他早就常常提到那邊的情形。有一個晚上，陳江山來找撐旗跟金鐘、雲梯一起去參加一個晚會，這四個人全是台中一中來的。法商學院，他們實在厲害，在台上跳的舞，好像是共產黨的。因此台下罵不要跳，而台上回敬「國特！滾出去！」真熱鬧。
醫學院三年級這一班有七十幾個學生，實習時設備都沒有多大問題。病理學實習時，是一個人一架顯微鏡；在細菌學實習時，白金耳也都夠用。
可是下面二年級這一班就不容易，他們這一班快有一百九十個學生。標本不夠，實習用具不夠還在其次，大問題就是坐位不夠！在醫學院，除了大禮堂之外，所有教室都容納不下。最後只好利用室內體育場上課。中華民國最好的大學，最大的醫學院，二年級這一班天天都在室內體育場上課，真是天下第一大奇事。
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是民國三十六年上課最後的一天。大家希望明年有更好的一年，而聚在一起，吃「鋤燒」做忘年會。
十三、跳級與六年制問題
歲次進入民國三十七年（1948），一月四日，撐旗由員林回學生宿舍，又被指名代表醫學院參加「台灣大學的國語演講比賽」。大家心目中，撐旗好像永遠被認為是「雞婆」。結果不用講，他那裡敵得過法商、文學院的佼佼者，當然是贏得「最佳精神獎」錦旗一面。
這新年開課以來，學校方面並沒有放棄醫學院改六年制的問題。對這一問題，撐旗已跟嚴院長交涉過幾次，力爭不要對現在的學生實施。因此政策也有所轉變，改從下一年度新入學的班級才開始。但是對於從醫專經由先修班來，跳過二年級的撐旗這一群二十四個學生（此時已由二十六個減少到剩下二十四個），校方一直要求重新唸解剖、生理等科目。而當時保證可以承認這些科目的杜聰明前院長，只說現在他不是院長，他已無能為力。
其實關於這個跳級問題，因學校推諉說是「南京政府教育部」不准，所以撐旗才不得不在民國三十六年（1947）六月六日，代表這一群人，透過學校寫陳情書向教育部申請。可是到同年十月一日教育部函覆不准。撐旗實在很無奈，可是這不是自己一個人的事。
在十月十九日再度提出申請，這不是用日文，也不是用鋼筆寫，而是用八股文，用毛筆寫的。寫文章已經不是撐旗所能勝任，拿起毛筆簡直是比鐵棒更重。寫了寫，寫到一半，發現錯一字，還好，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完成後，才又發現錯一個字時，真恨不得把毛筆給丟向窗外。
後來，嚴院長也終於同情這一批爬過荊棘才來到這通往杏花林的學子，而另外於同年十二月三十日，行文教育部。嚴院長這時還是堅持這批學生一定要重新考一次二年級的科目。最後撐旗們請金關、余、董，及細谷等教授一起討論，才解決這一問題。
尤其，在民國三十七年（1948）一月二十七日，南京政府教育部也終於來函准這一批二十四人，跳過第二年級升到第三年級。這才使撐旗大大地鬆了一口氣。從此通往杏花林的這條大道好像平坦，暢通無阻。是嗎？
十四、寄生蟲學
寄生蟲學、細菌學現在都由台籍教授來授課，但是衛生學由日本人大瀨教授來授課。至於病理學、生理學，有大陸來的方、葉教授授課。這班學生有些人是日治時代因有種種限制，而只好來讀醫科的人。光復後，也沒有辦法轉到自己喜歡的學科去讀。而這些人自然對學醫並不熱衷，久而久之，就愛來不來，常常不來學校上課。尤其有一群學生是專門來學校找「腳」的。還沒有找足「腳」之前他們是在教室聽課，等到腳湊夠了，他們就一齊從後門，一溜煙跑出去。
有幾位老師實在看不順眼了，就來一次點名。這時候常常有些同學自告奮勇為他們護短。有一次藥理學上了一半時，李鎮源教授忽然點起名來。當他點到楊天川君，這時有人應聲「到！」李教授停了一會，再叫︰「楊天川君」，還是有應聲。李教授再看一下各同學，再叫一次，結果發現是陳民福君做「代返」（日文，點名時偷偷地代他人應聲）。李教授向陳君說︰「你站起來！你叫楊天川嗎？」
這時陳君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也暗地裡想想，這位李教授不會認識楊君吧？因此他硬著頭皮答稱︰「是，我是楊天川。」
李教授不待他說完話，就很生氣地說︰「你不要亂來好不好？楊君住在我家對面，我們已經很熟，你不要想騙我。」這真是何其尷尬！陳君只好低頭無語。
民國三十七年（1948）七月，這班的三年級學年度考試正在進行。考寄生蟲學時，黃教授發現，鄭文男同學拿起一大本參考書，大大方方在那裡做答案。真是目無法紀，無視師長，黃教授氣死了。他一下子把鄭君的參考書拿到手，但是他也不發一聲，回到講台繼續監考到考完為止。
考完時，黃教授把考卷與鄭君的參考書一起帶走。鄭君也裝著若無其事似地回去。後來黃教授要鄭君認錯，可是鄭君不示弱，他還向黃教授說︰「你不給我通過，沒有關係。我可以慢慢來『危恐，Wiederkommen』（再考），還有『肚裡恐，Trikommen』（第三次再考），『啼特啦恐，Tetrakommen』（第四次再考），我不怕你！」
這鄭君認為，講座制可以慢慢讀，讀到自己有心得再來考，一年後，兩年後，都無所謂。等到自己要畢業那一年，拚命努力，不就行了嗎？反正在唸大學，是沒有人會留級的。他還認為他自己，第二年級的課，像解剖學的實習，他也沒有通過。可是自己現在不就是這樣，好好地在三年級唸書嗎？
他人很聰明，他曾經是考台中一中時的狀元。只是他對學醫並不感興趣，加上被那一群找「腳」的找到，成為他們不可或缺的「好腳肖」，因此他天天沉溺在麻將之中。他們還說他們是「國粹主義者」，而竟然在考試前夕到該科教授家找教授的弟弟，也是同學，打麻將。
教授發覺自己弟弟跟鄭君這一群人在考試前夕打麻將時，還問︰「鄭君，明天是不是有我的科要考？」
鄭君也正經地答道︰「是，我知道。」第二天的考試，當然是繳白卷。
經過一次又一次的「危恐」之後，教授實在拿他沒有辦法就說︰「你能不能看看我的科目，如果不能全部看，那麼你只讀我列出來的這些重要的項目，也可能通過考試。」如此教授給他一張項目表，可是他還是照樣到教授家，跟教授的弟弟打麻將，結果還是第幾次的「危恐」。
最後教授使用口試，教授一問他三不知。教授說︰「我沒有辦法。這樣好嗎？你自己說，關於我的科目，你有那個項目你知道，或有甚麼名稱你知道，你說說看。」之後還是不得不給他通過。
有一天鄭君的父親到宿舍來找撐旗，他要求撐旗搬出宿舍，搬到鄭君的台北的家一起住。生活費用他全部負擔。他很不好意思地說︰「我並不是看你家境不好，請不要誤會。只是你也知道文男都沒有來學校上課，我做父親的，也很慚愧，可是怎麼說也沒有效。你跟他從台中一中以來，已經是十年的同學，拜託你跟他住在一起，要他每天你要上學時，一起到學校。拜託拜託！」
撐旗想，他父親真可憐，可是這項任務非同小可。失敗的話，這是鄭君一生的大事，不能輕率答應。撐旗知道，連很多位教授都挽救不了，自己那有能力？因此最後也請他父親「另請高明。」
十五、病理學
寄生蟲學問題尚未弄好，細菌學又來了三十八個同學「危恐」，然後病理學考試又發生問題，這次二十九個同學不過關。大家埋怨說︰「葉教授是私仇公報」，說葉教授在二二八事件時，有些同學對他講些侮辱的話。因為葉教授是大陸來的，因此當時不在醫學院的，由醫專來的同學，被認為沒有參加侮辱事件，因此都沒有被「當」掉。
埋怨歸埋怨，考試歸考試，結果是要這批同學在暑假期間每天到病理學教室，看標本寫報告，不來的就不能過關。這批二十幾個同學，在暑假的前三個禮拜，每天到病理學教室去實習。其他的同學，已經回故鄉去享受很久以來沒有過的悠閒暑假。
十六、留級
鄭君在這暑假，九月五日，在彰化市的蓬萊閣結婚，女方邱家是彰化地區很有名企業家的千金。羨煞地方的青年，可是好事多磨，一波又一波…
這位新娘，本來有三個哥哥，兩個姐姐。真是地方上最被尊敬，最被羨慕的家庭。或是天會忌妒。大姐要出嫁，女婿是醫生，忽然死掉長子。二姐出嫁，女婿也是醫生，又是死掉次子。鄭君雖然還不能算是醫生，但也可算是準醫生。新娘的三哥也是台大醫學院的二年級學生。結婚的準備已經大勢就緒。九月二日，忽然接到三哥死於淡水海水浴場！
忽然之間，這兩家亂成一團。新娘邱家要求鄭君入贅，這怎麼可能？鄭家文男是獨生寶貝呢。女方遂要求暫延結婚，鄭家說一切準備就緒，